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朋友往往会有这样的疑问：“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妓女啊！几乎所有的诗词都是写给妓女的，难道她们是国家的精英，比广大的家庭妇女都美丽得多、可爱得多？”确实，中国古典诗词中充斥着关于文人与妓女的风流韵事，譬如50000首全唐诗中，专门写妓女的便有2000多首，而全宋词更可以作为青楼文学的代称，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。在解释这一现象产生原因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可以“三从四德”的观念阻碍了家庭妇女的女性魅力，男人在家庭中得不到爱的温暖来搪塞，但这样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，问题的实质，恐怕还是每个男人内心潜藏着“妓女情结”。

“妓女情结”的产生和男人与生俱来的“花心”有紧密的联系。男人花心似乎是天生的，这或许与男女不同的身体构造有关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它与长期男权意识统治下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与占有有关。这一男权意识，包涵两个层次：一个层次是，对女人占有的多寡，是衡量一个男人地位高低与成功与否的标志，故而古代的皇帝通常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但依然不满足，还巡幸民间，玩“游龙戏凤”的把戏，而普通人家，只要稍微有点财力的，都恨不得娶个三妻四妾，也好向外界炫耀。

另一个层次是男人对美的把玩与占有心态。这其实体现出男人将女人视为玩偶的潜意识，是将女人的地位降为与宠物古玩同列的心态。中国古代经常发生将女人赠人的故事，有意思的是，这样的故事不仅不会遭人指责，反倒成为文人名士间的风流雅事，大书特书。如南宋的范成大因词人姜夔写出一首好词，便将家中的歌妓小红双手赠送，从而在文坛留下“小红低唱我吹萧”的佳话。更有甚者，某位王公因为看中对方的一匹好马，心甘情愿将自己的爱妾拿去交换。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，“待遇”稍好一点的，便是将女人视作家中摆在最显眼处的一个花瓶，既可使满室争辉，也可向宾客炫耀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对美的欣赏与占有，属人之常情，我们不必大加挞伐，但问题是，你在欣赏和占有“美”的时候，是否采用了非正常的手段？如果将女人作为“美”的大家庭中的一员，你是否征求过当事者的意见，她是否愿意做你家中的一个“玩偶”呢？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可惜，大多数男人在“欣赏”和“占有”女人的时候，很少考虑到置身其中的女人的感受。因而这样的“欣赏”与“占有”，当然会遭到女人的强烈反对，并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抗之。如易卜生的戏剧《玩偶之家》中，作为贵妇的娜拉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将其视为玩偶的心态，愤而离家出走的。离家出走的滋味当然不好受，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，不是流浪便是堕入风尘，但即使是这样，女人依旧乐此不彼，究其实，还是女人忍受不了男人那种自私的占有意识与玩弄心态。

其次，男人“妓女情结”的产生还与男人在家庭中很难获得真爱有关。古代社会，男人与女人的结合遵循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这种原则考虑的是门第、身份、地位，爱情是忽略不计的，更不用说男女之间的相互了解、性情相投了，因而大部分中国人的婚姻，是一种有性无爱的婚姻。中国的男人，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才子，又迫切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情与欲的合一，灵与肉的统一，故而那些多情而又放荡的青楼小姐成为他们感情与情趣的寄托。

最后，男人的“妓女情结”与男人成长过程中的性幻想与性渴望有关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，每个男人都有“恋母情结”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男人的恋母情结往往转换成对某个成熟女人的性幻想与性渴望。在潜意识中，男人对成熟女人存在着朦胧的性幻想与性渴望，这种幻想与渴望，承载着他们由少年成长为男子汉的憧憬与向往，即向往与这个成熟的女人完成人生的“每一次”。如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“梦游太虚幻境”，与警幻仙子的妹妹发生性关系，其后，又与贴身丫环袭人“初试云雨情”，都表明贾宝玉潜意识里对梦中情人的追求与成长的渴望。

在对男人“妓女情结”产生的原因作一番简单的归纳后，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“妓女情结”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形态。

第一，男人的“妓女情结”表现为对“妻不如妓”观念的认同与实践。所谓“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”，妻、妾、妓在中国古代男人心目中的身份、地位迥然有异，在此无需详谈。关键的一点是，妻子很难像妓女一样拥有女性的魅力。中国的妻子很少拥有魅力，往往被称为“黄脸婆”，原因有二：一是“三从四德”的封建观念沉重地压在她们头上，为了不落下“勾引”丈夫的恶名，她们不敢轻易装饰；二是长期的家务操劳让她们的身体较早地“磨损”，皮肤粗糙，失去弹性，再加上眼角的鱼尾纹，因而比实际年龄显得要大些。试想，一个皮肤黝黄、眼神呆滞又生过小孩的女人，又如何靠她的性魅力来吸引男人呢？

第二，男人的“妓女情结”还表现为男人追求成功与自信的心理需要。男人内心其实充满着脆弱，因而他们需要别人的赞美与歌功颂德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收获更多的信心。但现实生活中，妻子在男人面前举案齐眉，毕恭毕敬，又怎么会想到随时给男人“加油”呢？而作为朋友或同事，除非有求于你，一般也不可能对你溜须拍马。因而这样的角色只有由妓女承担，为了让男人爽快地掏腰包，这点“牺牲”还是值得的。

在妓女面前，男人不仅地位高贵，受到她们的殷勤接待，而且，由于妓女的有意识地“吹捧”，男人追求成功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，自信心空前高涨。“驾临”青楼的男人，首先被妓女“官人”、“公子”的称呼熏得晕乎乎的，继而在酒精的刺激下，妓女们左一个“潘安之貌”，又一个“子建之才”，恍惚间让男人真的产生自己不可一世的幻觉，真如刘晨、阮肇在天台仙境逍遥，不知今昔何昔。

第三，男人的“妓女情结”还表现在男人视女人为商品的心态。迈入青楼的男人，其实都具有清醒的意识，那就是，青楼的妓女是不会有真情的，嫖客与妓女之间，不是谈恋爱的情人关系，而纯粹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。明代《嫖经》曾经用两句话概括这种金钱关系：一句是“须是片时称子建，不可一日无邓通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没钱的嫖客，即便他有曹子建的“才高八斗”，依然会被扫地出门。另一句是“子弟钱如粪土，粉头情若鬼神。”潜台词是，到青楼潇洒的男人，即使花钱如粪土，但要想真正俘获妓女摇摆不定的“芳心”，只怕是“难于上青天”吧。既然妓女无情，嫖客也不需要承受过多的心理负担。正所谓“周瑜打黄盖”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一个投以金钱，一个报以美色，公平交易，皆大欢喜！不过，即便再赤裸裸的交易，总要打着爱情的幌子，毕竟，嫖客与妓女是走出了伊甸园的亚当夏娃，在进行交易时，他们必须扯上爱情的遮羞布。

第四，男人的“妓女情结”还反映在他们对妓女既爱又恨、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。一方面，男人将妓女想像成高贵的圣女、仙女，对其顶礼膜拜，极尽渲染之能事。如宋玉《高唐赋》中曾记载楚怀王梦游高唐，与“自荐枕席”的巫山神女共赴云雨之会，便是将妓女的神仙化。

又如张文成《游仙窟》中的崔十娘，其实便是作者“历访风流”时艳遇的妓女，但作者宁愿将她虚构成天上的仙女，居住在“人踪罕至，鸟路才通”的神仙窟，并赞美她是“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旧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气调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花容婀娜，天上无俦；玉体逶迤，人间少匹。辉辉面子，荏苒畏弹穿；细细腰支，参差疑勒断”。不仅地位高贵，出身于世家大族，而且气质超凡脱俗，崔十娘的“优秀”令世上最美的词汇都黯然失色。将青楼的狎妓经历包装成一次附庸风雅的浪漫之旅，这种想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让男人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从而验证了自己作为男性的尊严与能力。

另一方面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对妓女心怀歧视，认为她们低贱下流，羞与为伍。男人对妓女的歧视，首先是因为感觉她们很脏，污染了社会环境。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，看到那些浓妆艳抹、身着妖冶的女子在街上揽客，往往会痛骂一声：“…鸡”。自然，这些女人没有招惹他们，但司机看她们就是不顺眼，故而需要用一句脏话来发泄心中的恶气。

其次，还在于男人始终将嫖娼的行为归咎于妓女的勾引，是她们让自己变成一个违背伦理道德的人。通常情况是，男人掏出钞票，女人脱衣上床，双方心照不宣地完成男女间最原始的“工作”，但一旦提起裤子，男女双方便形同陌路，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这让男人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，再加上完事之后涌到脑海的羞耻感，令男人感到恶心与下贱，于是决定再也不干这样作贱自己的事了。然而，男人嫖娼如同吸毒一般，明知道它有害健康，有损名誉，但内心的欲望让他们又离不开妓女，因而会做出“拿起筷子吃肉，放下筷子骂娘”的反常举动。

这一反常举动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晚清曾被称为“嫖界指南”的《九尾龟》，作者一开始便宣言，这本书本来就叫《嫖界醒世小说》，似乎在告诫、警醒读者嫖界是黑暗无耻的和利欲熏心，希望人们远离青楼妓院，但是，作者对章秋谷等嫖界圣手在花街柳巷的风流韵事却津津乐道，并将章秋谷的每次艳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介绍，戒嫖与劝嫖同在，不仅起不到戒嫖的作用，反倒成为劝嫖的教科书与入门指南。

当然，男人“妓女情结”产生的原因还有很多，呈现形态也各式各样，但归根结底，它源自男人内心对占有女人的贪婪欲望，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，男人对妓女投入了较多的“热爱”与金钱，刺激了色情业的蓬勃发展，并使这一古老而极具生命力的职业，长盛不衰，绵绵不绝。